清代也是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变化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情况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满族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区，广泛地和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另一方面是汉族人口以更大的规模向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进行大扩散，以致新疆、甘肃、四川、青海、云南、贵州、台湾等省区都迁入了各种类型的汉族移民，这对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影响也颇大。纵观清朝时期大规模的汉族人口迁移现象，不难发现，人口压力是汉族大量移民的主要因素。清以前，人地矛盾不算突出，但局部地区或个别历史时期人满为患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到清朝中叶以后，人口迅猛增长，人地矛盾非常尖锐。据统计，清初人口约为0．8亿，至1840年已达4．13亿，200年间整整增长了近5倍。其增幅之高，绝对增量之大，增长趋势延续时间之长，在中国人口史上都是罕见的。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有限的可耕地之间的尖锐矛盾导致清代的流民问题非常严重，这成为清代汉族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内动力。另外，清代幅员辽阔，边疆地区人口稀少，也为汉族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清康熙废弃长城之举可谓为汉族移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众所周知，自战国到清初，长城不仅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民族之间的屏障，而且也是一道严格的“夷夏之防”的界限。清康熙帝继承先祖遗志，提倡“大一统”思想，决策废弃长城，拆除了2000多年来横亘于胡汉民族之间的隔离墙，为我国北方地区各民族的自由往来打通了一条重要通道，也为汉民族向塞外迁徙创造了良好条件。此后，清代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浪潮此起彼伏，进一步改变了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
长白山区是满族的“龙兴之地”，尽管清廷宣布对辽东实行“闭关”封禁政策，但关内流民“闯关东”的势头却无法阻挡，东北地区汉族人口大增，当地的民族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统计，1712年，仅山东流民进入辽沈地区的就有10余万人。从顺治末年到康熙中期约20年间，辽东人口增加了5倍多。就是在乾隆朝严厉封禁的半个世纪里，涌向关东的流民人口也是有增无减，其中以山东、直隶人最多，河南、山西、江西、安徽、闽浙一带的汉人也不少。到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取消移民东北的禁令后，向东北移民形成高潮。汉族人口向西南地区的移民以着名的“湖广填四川”和汉族大举进入苗疆为显例。“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从清初一直持续到道光朝终止，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可谓前所未有，对我国西南和南方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影响非常大。清代时汉族移民还大量进入苗疆，如在云南地区，乾隆年间“即有外来流民，皆系佃种夷人田地”，且“昭东各属，外省流民佃种夷田者甚众”。自嘉庆年间开始，湖广、四川、贵州等地汉族流民，“每日或数十，或百余人，结群前往该地处，租夷人山地，耕种为业。”清朝从雍正年间率先在贵州进行改土归流，一直持续到19世纪，汉族移民也随之大量进入云、贵、川、湖广、内蒙、甘肃等地。此外，冀、晋人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北方草原；晋、陕垦荒者则前往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或河套地区进行耕种；陇东农民多进入银川平原；陕甘人进入新疆等等。由此可见，清代汉族移民的规模之大，去向之多，都是前朝无法比拟的。迨至清朝，全国范围内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态势同我国当代的民族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了。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的民族分布形成了怎样的格局：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中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少数民族地区有汉族居住。这种分布格局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相互交往、流动而形成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分布很广。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少数民族居住，绝大部分县级单位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居住。目前，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甘肃、辽宁、吉林、湖南、湖北、海南、台湾等省、自治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