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我国第一个实现了全国大一统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疆域辽阔，民族成分众多，各民族族际交往非常频繁，非常有利于境内各民族大杂居格局的形成。元初时中国北方就出现了“诸民相杂”的局面，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兀儿、回回、女真、契丹、河西、蛮子、高丽等“诸色人户”杂居于黄河以南、潼关以东至蕲县一带。当时各民族杂居的范围很广，从大城市到边疆地区，杂居态势都非常明显。作为统治中心的大都首先成为各民族汇聚的地方，元世祖时，大都已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与汉人杂居，“呈犬牙相制之状”；回回人户在大都有近3000户；来自新疆的畏兀儿等族也为数不少。其他城市各民族杂居的情况也较普遍，据《至顺镇江志》记载，镇江除土着居民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以及北方汉人等“侨寓”人户，这些民族久居江南，基本上“与华人无异”。此外，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族遍布全国则是情理中事，元政府“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全国腹心”，另外在云南、湖广等边徼地区也有“蒙古军”、“畏兀儿军”、“回回军”、“探马赤军”等镇戍军队，为了镇守云南，估计约有10万以上的蒙古族人南迁定居在云南。元朝时汉族也以各种形式向四周迁移。如因战争需要奔赴边疆之地，成吉思汗南下攻金时，一次就将河北10余万户强迁至漠北土拉河上。元世祖非常重视边疆屯田，他不仅将大量汉军、新附军发往边区实行军事屯田，而且还注重民屯，“发湖湘富民万家屯田广西，以图交趾”。在南方如湖广、云南及四川行省中，元朝则根据当地民族的聚居情况开始实行土司制度。这些举措都使元代边疆地区增加了很多汉人，这非常有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总之，从隋唐至元代，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在变化中不断加以整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征和趋势更加凸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