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经历了这个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流动和大融合高潮以后，全国范围内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初步成型。
秦汉时期胡、汉民族的双向迁徙和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秦时期的民族分布情形。这一时期向中原地区迁徙的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氐、羌等族。规模较大者如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后，南匈奴率5000余落内附东汉，主要在今甘肃东部、山西与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与汉族渐成杂居状态。东汉末年，鲜卑分裂后一部分鲜卑进入云中、雁门、北地、代郡、上谷及太原等郡边塞与汉族杂居相处。西羌诸族经过向东向南迁徙后主要集中在今甘肃、青海、四川等地与汉族杂居。另外，中原汉族也随中原王朝开疆拓土而向边疆地区四处移民。如秦筑长城徙民北上实边；开“五尺道”打通了中原地区与云贵高原之间的通道；开发江南，一次戍岭南者就达50万人；汉代开河西四郡，置西域都护，设西南七郡等等，都为汉族人口迁入这些地区创造了条件。
汉魏以后，随着我国北境和西境的少数民族不断内迁，掀起了我国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的高潮，尤其是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代表的“五胡”纷纷入主中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民族构成，民族分布格局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晋初年，曾经是汉族聚居的关陇地区变成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到西晋末年，关中及以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数倍于汉民族的人口。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被迫强迁的人口数量多，规模大，民族成分复杂。如匈奴刘汉将关中士女8万余口驱掠回平阳；前赵刘曜徙上郡氐、羌20余万口以实长安；后赵石虎徙氐、羌15万落于司、冀两州（在今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关东；苻坚曾将关中氐人1万余户迁到冀州邺城、并州晋阳、河州枹罕、豫州洛阳、雍州蒲板等地；苻坚灭前燕，徙燕主慕容暐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4万余户于长安，灭后燕，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10万户于关中”；西燕慕容顗退出长安时，“帅鲜卑男女40余万口去长安而东”；至于北魏孝文帝率鲜卑贵族、官僚、军队及民众100万余口从平城迁往洛阳，就更加轰轰烈烈了。随着氐、羌、匈奴、鲜卑等族不断深入中原腹心地带，中原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胡汉杂居局面。
由于胡族大量内迁，中原战乱不已，晋末永嘉之乱后又掀起了中原地区汉族大迁徙和大流动的高潮。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北方汉族主要往三个方向流徙：东北、西北和南方。流向东北的主要是冀、豫、青、并等州人，托庇于鲜卑慕容政权之下。流向西北的中州人士落脚于凉州张轨的领域，他们对五凉政权的建立，对河西凉州地区胡族的影响也非常大。流向南方的汉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主要侨寄于孙吴的故壤。史称“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当时大部分北方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南渡江南，在江南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上，大力发展他们自己的庄园经济，竭力吸收北来流民和当地土着为佃客和部曲，这使得北方士家大族在江南保持着相对集中的聚居状态。其他南迁汉人则主要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以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今江苏的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东晋政权在汉族人口较为集中的长江南北，梁、益通路，陆续成立侨州郡，较好地安置了这部分北来汉人，使其成为开发江南的主力军。从南迁汉人的迁徙趋势来看，表现为北方的东部人民主要迁移到南方的东部，北方的西部人民主要迁移到南方的西部。北方汉族人口的大量南迁，对我国南方地区的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格局影响颇大。
